談《四庫全書》研究
演講人簡介:
龔鵬程先生1956年生于臺北，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(yè)，歷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，臺灣南華大學、佛光大學創(chuàng)校校長，美國歐亞大學校長等職。他曾獲臺灣中山文藝獎、中興文藝獎、杰出研究獎等，現(xiàn)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。出版《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十五講》、《近代思潮與人物》、《文化符號學》、《中國文學史》、《文學批評的視野》等多部著作。
精彩閱讀:
■ 《四庫全書》七閣本因抄寫時間先后經(jīng)過多年，抄成后又因檢查違礙而有撤毀、抽補等情況，因此七閣抄本內(nèi)容并不相同。
這一點，古人未及注意。但因其中最早議擬影印刊行的是文津閣本，于1920年即由陳垣主持，所以清點了整部書的抄藏情況。后來其他各閣本也陸續(xù)清點過，才發(fā)現(xiàn)各本之卷帙、冊數(shù)及實際收藏數(shù)都不一樣。
■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初成于乾隆四十六年，又經(jīng)歷數(shù)次修改。最初由武英殿刊印，是為殿本。乾隆六十年杭州官府根據(jù)文瀾閣所藏殿本重刻，是為浙本。同治七年，廣東又以浙本為底本翻刻，是為粵本。它所載的提要，即是《四庫》各本提要的總會，所以卷首都例稱:“分之則散弁諸編，合之則共為《總目》。”因此理論上二者應該是一致的，世人也一直以為如此，從來沒人懷疑過。
■ 諸如此類，均可見校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實在意義匪淺，許多問題，過去缺乏理解，經(jīng)此梳理，發(fā)現(xiàn)了許多新的線索，可供繼續(xù)探研，對“四庫學”當有極大的推進作用。對于使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作為入門津梁的眾多學人來說，尤為必要之作。
不盡相同的《四庫全書》
編撰《四庫全書》，最早由清代乾隆初的學者周永年提出，他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。后來擴大了這個計劃，成為四庫。從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開始編，一直到1803年最后校訂完畢，歷時30多年，工程非常浩大。
“四庫”，是因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四個書庫而得名。而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四分法又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，所以《四庫全書》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，故稱“全書”。整個編撰工程分為10個階段。包括收集資料、建立編書機構四庫館、向全國征集圖書、整理圖書、抄寫底本、校訂、建閣放書、裝幀書籍、撰寫書目提要、抽校修改。
《四庫全書》修成，共抄七部，建七閣存書。但是由于歷史和戰(zhàn)爭的原因，其中圓明園文源閣本毀于英法聯(lián)軍手，鎮(zhèn)江文宗閣本、揚州文匯閣本均毀于太平軍之亂，杭州文瀾閣本亦毀于太平軍役，其后始陸續(xù)抄補復原。所以目前還有三部原抄本:北京宮內(nèi)文淵閣、熱河避暑山莊文津閣、沈陽宮內(nèi)文溯閣。文淵閣本現(xiàn)存臺灣、文溯閣本現(xiàn)存甘肅、文津閣本現(xiàn)存國家圖書館。
《四庫全書》七閣本因抄寫時間先后經(jīng)過多年，抄成后又因檢查違礙而有撤毀、抽補等情況，因此七閣抄本內(nèi)容并不相同。
這一點，古人未及注意。但因其中最早議擬影印刊行的是文津閣本，于1920年即由陳垣主持，所以清點了整部書的抄藏情況。后來其他各閣本也陸續(xù)清點過。才發(fā)現(xiàn)各本之卷帙、冊數(shù)及實際收藏數(shù)都不一樣。如《日講詩經(jīng)解義》、《老學庵續(xù)筆記》，其實是有目無書的，文津文淵閣本均無其書。文瀾閣本被毀后因要向文津閣借來抄補時才發(fā)現(xiàn)這一狀況。
借抄，并不只因文瀾閣被毀了，所以才要借抄。各閣本內(nèi)容既然頗有不同。若要完整，當然只能彼此借抄以互相補足。如文瀾閣本于1914年運至北京，1925年再運回沈陽清點時，發(fā)現(xiàn)經(jīng)部有缺，依文淵閣本抄補。文淵閣本，在1917年查點時，也發(fā)現(xiàn)缺了9種23卷，且也找文津閣本來抄補。
四庫之間，又不僅是這一部有某書某卷而另一部缺了的問題，它們都收了的書，也可能仍有些差異。
舉個例子:故宮博物院曾藏了一本宋朝李孝美的《墨譜》，是萬歷刻本。趙萬里在故宮查書時發(fā)現(xiàn)了這個本子，就趁便對照了文淵閣與文津閣本，證明其間頗有異同。如文津閣本的提要說:“上卷八圖，圖各有說。今惟‘采松’、‘造窯’有說，余皆有說而佚其圖”，文淵閣本卻沒這幾句話，而且八個圖與圖說都存。這看起來是較完備了。但經(jīng)趙萬里考證，四庫是依據(jù)天一閣藏本抄錄的，可是原先天一閣本就沒有“采松”、“造窯”之外的六個圖，文津閣本也沒有。文淵閣本子之所以有，“當出館臣臆補”，并非原貌。而且文淵閣本的“采松”、“造窯”兩圖也跟其他本不一樣。
乾隆四十七年，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后，先存于文淵閣。其后分貯者，第二部存文溯閣，第三部藏文源閣，第四部存文津閣。文瀾閣等，則均在乾隆五十年后開始陸續(xù)頒入。
不過，入藏先后，與書本身的價值并沒有什么關系。因為乾隆四十七年第一部雖然告成，編纂?yún)s還沒有停止，仍有許多續(xù)補及抽換銷毀的工作。如刪削周亮工著作等，在乾隆五十二年;項目查辦錢謙益等應毀書，在乾隆五十三年。各本完成后，又奉命追改，因而有很多異同。所以研究四庫全書，不應當計較它告成的先后，而應考察它增刪的詳略。
援庵先生(陳垣，編者按)《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》一文，曾經(jīng)比對各書述及周亮工時在今本與未改前底本中的差別。我讀他的文章，覺得尤有價值的是在四庫各本的區(qū)別。
如《雞肋》之提要，乾隆五十二年前有“周亮工之同書，其體例實源于此”句，文津閣本改為:“朱謀瑋之《駢雅》”，文溯閣本改為“陳元龍之《鏡原》”，也就是說均有刪改。不過也有漏改的，如《封氏聞見記》提要原本云“周亮工《書影》稱云云”，文津文溯都漏改了?？梢宰鳛閷φ?。還有彼此之間刪改不同的，如《漢魏百三家集》提要，文溯閣本刪139字，文津閣漏改;《空同集》提要，文溯閣本改6字，文津閣仍然沒改。對于沒有改的，我們可以見其原貌;而對已經(jīng)改了的，我們可以考察它的變遷。
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得知，四庫各本中存在著許多問題，必須搭配比對著看。而文津閣本的價值更是十分明顯的。它不但是最早議刊的本子，陳垣評價說是:“實為全書之善本”;也是文瀾閣抄補時的主要依據(jù)，連文淵閣也曾向它借抄補充過。而即使是文淵文津都有的書，細細校之，文津閣本往往也有優(yōu)勝之處。
仍然不同的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(以下稱《提要》)為學海之津梁，重要性無待贅言，學者們沒有不知道的。
《提要》初成于乾隆四十六年，又經(jīng)歷數(shù)次修改。最初由武英殿刊印，是為殿本。乾隆六十年杭州官府根據(jù)文瀾閣所藏殿本重刻，是為浙本。同治七年，廣東又以浙本為底本翻刻，是為粵本。它所載的提要，即是《四庫全書》各本提要的總會，所以卷首都例稱:“分之則散弁諸編，合之則共為《總目》。”因此理論上二者應該是一致的，世人也一直以為如此，從來沒人懷疑過。
1920年，陳垣先生因為準備景刊《四庫全書》，查驗文津閣本，才發(fā)現(xiàn)閣本提要和通行本《總目提要》并不一致。于是和闞澤、陶湘、尹炎武等人共同清校，發(fā)表了《影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》一文，載《中華圖書館協(xié)會會報》第3卷3期，1927年出版，倡議影印閣書提要，以與《總目提要》雁行，方便學者考異。
可惜這一呼吁并未獲得重視，閣本提要與《總目》之間的差異，學界缺乏研究。直到1989年，黃愛平《四庫全書纂修研究》(人民大學出版社)，第12章第3節(jié)《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的比較》才擴大比較了文淵閣本、文津閣本、文溯閣本與《總目》的差別。
據(jù)黃氏說，她比較過近百種提要，發(fā)現(xiàn)閣本提要與《總目》之不同，大略有下列幾種情況:一、潤飾文字;二、畫一體例;三、增刪內(nèi)容;四、全篇改寫。因此她認為閣書提要還不很成熟，是屬于定稿過程中的一種狀況。
但黃氏具體說的不過10例左右，不足以反映全部情形。而且閣本提要與《總目》之優(yōu)劣是非也還不能如此簡單概括。
舉幾個例子:《字鑒》，《總目》說作者“其始末則無考也”，文津本卻說:“蓋以弟子員著籍者也。”《漢隸字源》，《總目》只說:“宋樓機撰”，文津本就詳細得多:“機字彥發(fā)，嘉興人，干道二年進士。寧宗朝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，權知樞密院事，兼太子賓客，進參知政事，提舉洞霄宮。事跡詳《宋史》本傳。”這些都比《總目》加詳且有用。
又如《埤雅》?！犊偰俊吩诮榻B作者陸佃時，只說他“歷轉至左丞”，文津閣本就說得具體:“歷官至尚書左丞。”《總目》說陸佃于神宗時召對，文津閣本也記得較明白，是陸佃“預修《說文》，進書召對”。而陸佃的學術，《總目》以其書多引王安石《字說》，判斷他“學問淵源，則實出安石”。文津本不然，只說他“學問未嘗異于安石”。陸佃學術與安石不異，是現(xiàn)象的描述;若說其淵源出于安石，就推測得遠了，僅有解釋字義之法與安石相似，并不足以支持這樣的推論，須有其他的證據(jù)，故兩相比較，文津閣本均較為優(yōu)長。
當然這也不是說文津閣本就較好，而是說《總目》與閣本之不同，正堪比較，未可抹殺。其差異便是它的價值所在?？v使如黃愛平先生說它只代表《總目》在定稿過程中的一種狀況，也仍然深具價值。
例如《總目》在卷首凡例中特別說明了宋賈昌朝《群經(jīng)音辨》，原隸經(jīng)部小學類二的字書之屬，后總纂官們再加審核，認為此書匯集群經(jīng)音義“絲牽繩貫，同異燦然”，應該屬于訓詁類。所以才改隸小學類一，放在“《匡繆正俗》之前，《埤雅》之后”。可是文津閣本次序不同，是在《匡謬正俗》之前。讓我們知道當時對于這本書該放在什么位置，是有斟酌的。
之后楊訥、李曉明根據(jù)北京文津閣藏本校勘文淵閣本，出版了《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》(集部)(1997年)與《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》(集部·明代卷)(2005年)，浙江圖書館也零星出版了《文瀾閣四庫全書選粹》(1996年)，遼海出版社印行《金毓黻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》(1999年)，均是有意識地彰明閣本間的差異，但提要之不同，則尚少人關注。
過去中華書局曾出版整理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(1997年)，嘗試將余嘉錫、胡玉縉、崔富章、李裕民等人的考據(jù)成果逐條編入，可以說是一大創(chuàng)舉，功在士林。可是此書收錄者遺漏較多。當時亦尚無人注意到《提要》刊本與閣本不同、各閣本之間亦多不同之現(xiàn)象。所以完全沒有參校它的異同。
《四庫全書》值得深入研究
作為國學經(jīng)典，目前對《四庫全書》的研究還不夠全面，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發(fā)掘的地方，目前我正在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校證的工作。
四庫全書編成后分抄七部，本應只是一式七份，而其實頗多不同;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單獨刊行，理應也只是一書，而現(xiàn)存殿本、浙本、粵本三種版本卻多有不同;它們跟寫在各閣本書前的提要，理論上應當一致，可是實際上也仍是很不一樣。這是我們本來就知道的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校證》的價值也就在這兒。但實際做了校證，對其版本之復雜狀況，仍要大吃一驚。
各本互校之后，發(fā)現(xiàn)確有部分是完全相同的。例如《江南余載》之提要，諸本皆同?！稓J定勝朝殉節(jié)諸臣錄》的提要，僅一個字的文溯閣本有異文，也可說是屬于這一類。但可惜這類例子不多，大抵總有些差異。
差異大的，全篇提要皆不相同。如《周忠愍奏疏》的提要，文淵、文津、文溯三本一樣，浙本、粵本一樣，而殿本又自一樣。一個提要竟是三種寫法?！豆沤窳信畟鳌芬彩侨N，但是殿本一種、文淵本一種、文津文溯又一種?！蹲慨愑洝?、《敬鄉(xiāng)錄》、《浦陽人物志》、《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》這類提要，則是兩種，殿本自為一種、文淵、文溯、文津一種。
提要全篇不同，等于是另行起稿，或在原有稿件上改作。從清代學者翁方綱的四庫提要稿本最能看出這類情況。如《讀史記十表》，殿本提要約360字，僅前面20字與翁稿同，其余皆是另作。翁氏建議此書列入存目，也未獲采納，仍置于正編。《革除逸史》二卷，翁稿也建議放在存目中，提要仍然不用其言，而是另外撰寫提要。不僅文字不同，考證也存在差異。翁言:“《明史·藝文志》只有《遜國記》二卷，無此書，故此書雖未必即為信史，不妨存目。”而《總目提要》則說:“明史藝文志載睦契《遜國記》二卷，不載此名。然不容同記一事乃分著兩書，卷數(shù)又復相合，殆即此書之別名也。”文淵本作:“明史藝文志載睦楔《遜國記》二卷，當即此書，蓋其后所改名也”，更為簡潔。故可推斷翁稿應是初作，殿本、文津、文溯本或系二稿，文淵本則為三稿。
不過此一推測也很難斷定，因為理論上應是各閣本都完成后，《總目提要》才付排的，故殿本應在諸本之后，不應殿本既刻后，諸閣本還有修改。所以現(xiàn)在諸本校勘后，情況乃越加費解，尚待做更多研究。
除這種大段差異甚或整篇差異外，局部差異的情況也很復雜，首先是篇卷數(shù)目。如《欽定明臣奏議》，文淵、文津、文溯本均與殿本同，40卷;但浙本、粵本是20卷。讀者若用的是浙本或粵本，自然認為書就是20卷，不會想到四庫內(nèi)部版本情況這么復雜。
又如，《潘司空奏疏》7卷，浙本粵本作6卷。為何獨與諸本所載者異呢?因為其中的兵部奏疏二卷，浙本粵本是1卷，所以總數(shù)只計為6卷。
篇卷的差別，一部分是舛訛，需要考證“四庫”所收原書以論定是非;一部分則如《潘司空奏疏》那樣，屬于計算方式的差別;還有一部分，是編輯過程中抽換了版本形成的差異;再就是撰寫提要者重新考證而提出了不同見解的原因。
撰寫提要，在著錄篇卷之后，即須針對該書狀況作一番敘述與考證。這部分，文字差異也頗大，《總目提要》看來自成一系，與閣本差別很多。如《南宮奏稿》五卷，都是文淵、文津、文溯各本一致而與《總目提要》不同，評價也不同?！犊偰俊氛f此書是“其間牽合古義，附會時局者往往不免。然明代典章至嘉靖而一大變，史志但撮舉綱要，不能具其建議之所以然。觀于是集，端委一一具在。錄而存之，亦議禮者得失之林，非謂其持論皆當也”，評價相當保留。閣本則說此書“于一朝典禮……無不賅具。議論明達，洵可謂能折衷于古者。錄而存之，庶不沒言之所長。禆讀《明史》者，得與禮志相參考。于討論沿革，要不為無助焉”，顯然十分嘉賞。
這是閣本與刻本《總目》之間的不同。但刻本之間，殿本《總目》似乎又與浙本、粵本分為兩系。比較這些不同，似乎殿本《總目》內(nèi)容較多。這種現(xiàn)象很普遍，如《晏子春秋》末尾一段，“案:《晏子》一書，由后人摭其佚事為之，雖無傳記之名，實傳記之祖也。舊列子部，今移入于此”，是文淵、文津、文溯本都沒有的。與此相似的地方還有很多，使得殿本《總目》之價值大增。
諸如此類，均可見校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實在意義匪淺，許多問題，過去缺乏理解，經(jīng)此梳理，發(fā)現(xiàn)了許多新的線索，可供繼續(xù)探研，對“四庫學”當有極大的推進作用。對于使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作為入門津梁的眾多學人來說，尤為必要之作。
1921年倫明曾致函陳援庵先生，因援庵時正任教育部次長，倫明先生希望能由教育部主持《四庫全書》的校讎，因為該書訛脫頗多，不宜任其流布。這個建議后來沒有實行。來新夏先生《讀倫明先生致陳垣先生的信件》一文對此感慨:“近十年來，國內(nèi)競相刊布四庫，或一閣多版，或出版光盤，皆借以牟利，未聞有能聚清通之士，一一點勘者，不知何以對倫明先生”(2011年《中國文化》春季號)。雖然近年所出版的大量關于四庫的書籍，未必只是為了牟利，仍是嘉惠士林，功德非細之舉。但《四庫全書》確應該好好校讎，則似是不爭之事實。不過校讎全書，目前仍無可能，希望能從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做起，聊慰績學宿儒之夙愿。
▲重新影印出版的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
▲位于杭州西湖邊的文瀾閣
▲國家圖書館鎮(zhèn)館之寶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。
(來源:人民政協(xié)網(wǎng)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