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人大之子】羅國杰：皓首治倫理 道德煥文章
來源：人大新聞網(wǎng)
羅國杰先生，中國當代著名倫理學家、哲學家、教育家。其為人也謙遜、慎獨、達觀，其為學也勤勉、嚴謹、創(chuàng)新，他的學術思想聲名遠播，蜚聲海內(nèi)外，他的道德學問仰之彌高，鉆之彌堅。他縱論歷代治國理政經(jīng)驗之得失，建言獻策，思想多次被中央采納。他立足現(xiàn)實，關注社會道德建設;尊重傳統(tǒng)，致力中國固有文化的推陳出新。羅國杰先生心系國家民族，關注中華新生大業(yè)。六十載筆耕不輟，誨人不倦，鑄就泰山風范。耄耋之年仍潛心思考，譜寫道德文章。他是新中國倫理學事業(yè)的奠基者，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開創(chuàng)者，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條件下道德理論的創(chuàng)建者。
——吳玉章終身成就獎頒獎辭
儒家的修身養(yǎng)德之道講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羅國杰卻堅持做到“四省”，他說：“我最喜歡的格言是陶行知先生的‘每日四問’：第一問：我的身體有沒有進步?第二問：我的學問有沒有進步?第三問：我的工作有沒有進步?第四問：我的道德有沒有進步?”
主持組建中國高校第一個倫理學教研室，主編新中國第一部倫理學教材，創(chuàng)立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新中國社會主義道德理論體系，創(chuàng)立馬克思主義德性倫理學……羅國杰把教學科研與社會主義倫理學事業(yè)結合起來，對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以及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、中國革命精神進行中國特色的當代創(chuàng)新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，發(fā)揮了重要理論指導和智力支撐作用。
一點浩然氣 千里快哉風
“我善養(yǎng)吾浩然之氣。”早在同濟大學法學院攻讀行政法期間，羅國杰就毅然投身到如火如荼的“反迫害、反饑餓、反內(nèi)戰(zhàn)”學生運動中去，并從一名愛國青年成長為一名中共地下黨員，后來又相繼擔任了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委員、總支書記兼法學院黨支部書記。畢業(yè)后，他先后在中共上海虹口區(qū)委、中共上海市委工作了七年。“在實際工作中，從不少黨員犯錯誤的教訓中，我認識到思想改造和道德品質(zhì)的修養(yǎng)對一個人的重要意義。我明白了哲學的重要，對哲學產(chǎn)生了濃厚的興趣。”
1956年，羅國杰放棄安定的工作，以調(diào)干生的身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，在哲學系就讀本科和研究生班。“北上求學是我自愿選擇的結果，從此以后，我就和人民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，我個人的成長與發(fā)展也同人民大學的命運緊緊地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”他深情地說。
畢業(yè)后，羅國杰留在哲學系從事倫理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。1960年3月，他受命籌建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教研室，在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一門與以往西方的資產(chǎn)階級倫理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學科。從此之后，他一頭扎進倫理學領域，教書育人，著書立說，樂此不疲地在這片亟待開墾的土地上耕耘，將自己大半生的心血都傾注于此。
短短三年時間內(nèi)，羅國杰就帶領教研室完成了幾項歷史重任：整理編輯了百萬字的馬克思主義經(jīng)典作家對道德的有關論述;開創(chuàng)性地討論和制定了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教學大綱，并編寫了繁簡不同的兩本《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講義》;在本科學生中開設倫理學課程，第一次在新中國的高等學校中講授馬克思主義倫理學。
受屈不改心 然后知君子
“文革”期間的一個晚上，將近10點的時候，哲學系兩名青年教師敲開了羅國杰的房門，強行要走了他獨立編寫的30萬字的《馬克思主義倫理學》講稿，聲稱要對他的修正主義思想進行批判。講稿被拿走之后，石沉大海。“這么多年來，每每想起這本講稿，我總是感到非常遺憾。”
1964年，羅國杰被指犯了“剝削階級的道德可以批判繼承”的錯誤，被撤銷了哲學系副主任的職務，到農(nóng)村參加了兩年的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”。此間，他個人以至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教研室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全部停止。
“文革”結束后，中國人民大學復校，羅國杰請求回到剛恢復的倫理學教研室。年過半百的他，不懼十多年研究中斷帶來的巨大困難，進一步鉆研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倫理道德的基本觀點，廣泛涉獵倫理學名著，并把古今中外許多著名倫理學家的倫理思想逐個系統(tǒng)地整理出來，寫了大約100萬字的札記。同時，繼續(xù)進修俄語，復習英語，為向倫理學更高峰攀登準備條件。
在他的主持下，倫理學教研室用整整一年的時間編寫了一本全國通用的《馬克思主義倫理學》教科書，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高等學校通用的倫理學教科書，也是新中國第一本倫理學教科書，為倫理學教材構建了新的框架和新的體系。1981年開始，中國人民大學相繼開辦第一屆、第二屆倫理學學習班，隨后還舉辦了多期倫理學研究生班，為培養(yǎng)我國的倫理學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。1981年，倫理學教研室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，成為當時我國最早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四個單位之一;1984年，教研室成為我國倫理學的第一個博士學位授權點。1987年，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研究所、道德科學研究院相繼成立，教研室與蘇聯(lián)、德國、日本、英國均有學術交流，在國內(nèi)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。
清心為治本 直道是身謀
“任重者其憂不可以不深，位高者其責不可以不厚。”1983年，羅國杰受命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系主任。他頂著繁重的科研壓力，又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哲學學科的建設工作中，為人民大學哲學系的學科建設、教材編寫和人員補充做了重要工作。
1985年8月，羅國杰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。十年任期內(nèi)，他主要負責學校的理論研究和發(fā)展工作，主持了“馬克思主義原理”、“中國革命史”、“中國社會主義建設”和“世界政治經(jīng)濟與國際關系”新四門理論課的開創(chuàng)與完善工作，推動了全國高校政治理論課改革。
1996年，在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召開之際，羅國杰應邀對起草《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》提到的若干重要問題提出修改建議。他提議在“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”的后面，加上“以集體主義為原則”這樣一個意見，以便使這一文件能夠更完整、更全面地體現(xiàn)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方面的思想要求，最終得到中央采納。
集體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最基本的理論之一，羅國杰對集體主義原則的系統(tǒng)闡述，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突出貢獻。“對集體主義的界定應強調(diào)三個思想：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;個人、集體、國家利益相結合;在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原則下，切實保障個人的正當利益，大力發(fā)揮個人的能動作用。”
最愛種蘭花 只愿做煙霞
羅國杰認為，倫理學決不是一門純理論的學科，而是一門強調(diào)實踐的科學。“道德行為之所以能稱為‘道德行為’，必須是不以享受某種道德權利為前提的。如果說一個人在從事道德行為的時候，就考慮著自己在實行這一道德行為后所能夠得到的‘道德權利’，這就不能說是一種真正的、純粹的道德行為。”
從我國社會現(xiàn)實出發(fā)，羅國杰將人的道德境界分為三大類型：自私自利的境界、先公后私的境界、大公無私的境界，并把道德境界劃分為四個層次：共產(chǎn)主義道德覺悟的層次，即“大公無私”的道德境界;社會主義道德覺悟的層次，即“先公后私”的道德境界;以及合理利己主義的層次、極端自私自利的層次。面對現(xiàn)實的倫理現(xiàn)狀，這樣的劃分，讓人豁然開朗。
他自己也用親身的示范踐履著倫理道德之道。“他始終以身作則，不但做道德文章，還以共產(chǎn)黨員的高標準要求自己，無論什么時候，都對黨的事業(yè)忠誠不二，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準則。即使在剛做完手術的病痛時刻，他也不忘叮囑前來探望的學生一定要學好馬克思主義理論。”羅國杰的學生這樣說道。
“羅老師對名利看得很淡，但對學術要求卻很高，讀他的著述，聽他授課，你會感覺到所有的真知灼見都來自于飽讀詩書和反復思索，從不馬虎，也從不嘩眾取寵。”他的學生們認為羅國杰先生正如他所鐘愛的蘭花，乃“花中真君子，風姿寄高雅。”
近十余年來，羅國杰前后患過6次大病，腦血栓、車禍、嚴重“房顫”、因腦出血而作“開顱”手術、長時間的“心臟停跳”、急性腦梗塞，他卻依然筆耕不輟，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《思想道德修養(yǎng)與法律基礎》的組織編寫工作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
他以君子之風勉勵著學人，“要有遠大的志向;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;要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;只要想學習，肯學習，有恒心，就一定有一番成就。”
